By Dr. Grace Wang
最近廣西桂林碧桂園降價售房被當局點名批評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，碧桂園區域總裁被迫公開道歉，其它房企也被迫簽「自律公約」；除此之外，湖北武漢、恩施、江西省贛州市贛縣區、邳州市、河南等地均出現了地方政府出面「約談」和「護盤」的做法。
中國房價按照正常的經濟學理論分析，早都應該崩盤了，可是十多年來在各路看家不斷的看跌中不斷地上漲。為什麼房價應該下跌？專家通常說：中國的房屋空置率達到20%，中國人的房價與收入比高出國際好幾倍。這些指標在中共治理下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通通失靈。
房企盼降價銷售加快回籠資金，地方政府卻要約談。實際上開發商的降價影響到中共政府的利益。
據中共財政部官網數據，近10年以來，中共政府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中共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數在25%左右。2008年中共財政總收入6萬億，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0.96萬億，占比約16%；而在2010年中共財政收入8.3萬億，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.7萬億，占比約32%。2018年財政總收入26萬億，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65,096億元，占比約25%。財政收入10年增加了4倍，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0年增加了大約7倍。
而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比更高。2008年中共地方財政收入4.16萬億，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0.96萬億，占比不到25%；2013年中共地方財政收入接近6.9萬億元，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4.1萬億，占比接近60%，2018年中共地方財政收入9.79萬億元，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6.5萬億元，占比將近66%。
央企國企無能 財政高度倚賴房地產稅費
中共地方政府大半的收入來自於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。
與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的稅收包括契稅、土地增值稅、房產稅、城鎮土地使用稅、耕地占用稅等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，2018年合計為1.8萬億。房地產稅費等各種收入占比全國財政收入32%，占地方財政收入的80%以上。
而2018年，中央和地方國企一年的利潤才2900億元。
以上數據表明，地方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業，所謂的「土地財政」名不虛傳。
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和統計年鑑的數字，土地出讓金占商品房銷售額的41%，最高時2010年占55.8%，也就是商品房一半的收入歸了中共地方財政了。
根據行業分析數據，通常開發商的土地成本，約占房價的30%～40%；其次是建安成本，從打地基到最後帶裝修綠化，包括人工成本，大約占房價的30%～40%；關於資金成本，平均應該在10%左右；各種稅收，包括營業稅、契稅、所得稅、印花稅、所得稅等各種稅費，大約占12%～15%；最後開發商利潤，一般占房價8%～15%。
中共是中國唯一地主 掌控樓價漲跌
中共政府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中是唯一的土地賣家。每一輪樓市上漲，與其說是房價漲跌，不如說是地價的上漲。房子本身不會漲，漲的是下面的土地。中共把握住了土地這個樓市命門，就可以調控樓市漲跌。經濟再好，也能讓房價跌，只要多賣些土地即可；經濟再差，房價一樣能漲，收縮供地即可。在中國樓市裡，只有一個老大，其他人都只是混口飯吃而已。
通過高房價，中共政府才能把不值錢的土地賣出天價，所以說，高房價是中共的最愛。
西方國家，土地是私有制的。即便是東南亞國家，土地大多也流轉到大地主手上去了，國家手上的土地不多。房企要建房子，除了少數土地可以從政府那邊買，絕大部分土地是向個人收購的。
關於這個土地，在中共建政之前，本來也是屬於中國人的私產，但是中共建政之後，通過土改和人民公社等運動，將土地從私人手中全部掠奪了。
中共建政開始便進行的土改，是為從政治和經濟上徹底消滅中國農村精英階層，從而達到控制農村政權的目的，同時，藉口將土地分給農民，地主的私人土地全部被沒收。
靠土改和人民公社 中共掠奪土地
從1953年開始，中共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，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，又剝奪了農民的土地。
學者估計，土改造成超過百萬人死亡。蘇南2742個鄉之中，有200多個鄉發生了亂鬥亂打；據當時中共蘇南區農村工作委員會的原始記錄顯示，一共有218個人被打、被吊、被迫下跪或者被剝光衣服。
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《內部參考》中報導說，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。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七個人。前中共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《帶刺的紅玫瑰——古大存沉冤錄》一書中透露，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。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：「村村流血，戶戶鬥爭。」
在廣東省，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，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，自殺現象很嚴重，追挖底財顯得混亂。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：「打死地主100、死不了一個雇貧農，就不要緊。」牛蔭冠晚年回憶晉綏土改：「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，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，慘死在路邊。」
中共今天所賣給中國人的土地，每一寸都留有中國人前輩的苦痛與鮮血。
About the author: Dr. Grace Wang, a former researcher in economic history at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contributed this article (previously published for DJY).
